然而，任何制度建构总是伴随着文化渗透，不存在孤立的制度与工具。
其一，政治宣言式条文。在行政机关，同级政府相对于同级党委的相对较低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尤其在改革措施频出的急剧变化年代，通过修宪以规避违宪成本，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政治成本和制度成本。然而，现实情况是，任何一个人、一个政党或是一个机构都是有可能犯错的，不过，在当代中国的此种理论预设和制度设计下，因违宪所带来的成本实际上已被消融在政治决策的整个过程之中，与宪法的关系已无关紧要。本文正是以此视角，来观察我国宪法实施的制度性障碍及其长远后果。违宪成本可分为显性违宪成本和隐性违宪成本。更重要的是，如果说宪法体现了公民对于某种合理化的生活秩序的一种期许的话，那么，违宪行为的存在将破坏这种期许，从而引发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
第二，由于宪法和法律都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如果法律可能违宪，意味着执政党的政治决策存在前后不一致和错误之处。但是，公民通过行使结社权而组建的政党、社会团体，其性质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国家机关，即是公民权利的聚合，因而在特殊情况下具有行使公权力的表象和实质，由此而成为宪法所规制的对象。[15] National Assembly of Pakista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Pakistan (As Modified upto 31st July, 2004).[16] Tayyab Mahmud,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in Pakistan: A Study of Judicial Pratice, 19 FORDH AM INTLL.J.40 n.9 (1995).[17] Farooq Hassan, Religious Liberty in Pakistan: Law, Reality, and Perception,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Law Review.2002. p.296.[18] Zaheerudin v. State, 26 S.C.M.R.(S.Ct) 1718 (1993) (Pak.); 1992 Lah.P.L.D.1.[19] Salamat Masih v.The State, 1995 P.Cr.L.J.811 (1995).See Farooq Hassan, Religious Liberty in Pakistan: Law, Reality, and Perception,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02. p. 297.[20]国际人权法教程项目组编写:《国际人权法教程》(第2卷文件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第13页。
但是,由于各国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各国在人权保护方面也必然存在巨大的差异。从缔约国的数量看,《公约》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和尊重。什叶派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有的资料统计为15%,有的资料统计为35%,差异很大。该宣言第18条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1956年巴基斯坦第一部宪法的前言中继承了建国目标决议案的精神。1973年宪法的第二编基本权利和政策原则中的第一章基本权利的第20条、第21条和第22条对宗教信仰自由权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
[7]真纳的讲话和建国目标决议案为巴基斯坦的第一部宪法中规定宗教自由权奠定了基础。特别是第295条C的规定,如果对该条违反可能将被处死或终身监禁,显然太过严厉。[19]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巴基斯坦政府在处理宗教自由权时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以及国内复杂的宗教关系。1973年宪法的序言明确规定:鉴于全宇宙的主权仅属于全能的真主,而巴基斯坦人民在真主规定的限度内所行使的权力是神圣的委托。
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违反了宗教平等原则[27] 前注[26]，林毓铭书，第 99 页。强制性保险可能构成对公民自由权和财产权的限制。体现了权利的不可分割性。
[3]从宪法解释学的立场出发，社会宪法则是与社会保障制度或社会保障法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宪法规范的集合，是部门宪法之一，意指举凡与社会政策及社会法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宪法上之形式或实质规定。政治宪法建立在国家与社会二分的基础上，社会生活被认为是私人自治领域，不受国家干预，社会宪法规定属于社会生活的内容，如社会基本权。
任喜荣，199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法法学院法学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是直接的对公民社会权利的规定。
如上文中曾提到的因赌博、吸毒等参与非法活动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的家庭不能成为临时救助的对象或因赌博、吸毒等不良行为而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不予认定为城市低收入家庭等规定，则违背了社会救助的核心目的。以社会救助为例，社会救助的对象是无收入、无生活来源、无家庭依靠并失去劳动能力，生活在贫困线或最低生活标准以下的个人或家庭，以及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和不幸事故的人。除了明确要建立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外，2004 年修宪前后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渐进性原则没有发生改变。[25] 林莉红、孔繁华：《社会救助法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90 页。从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地位出发，国家机关无权拒绝将上述规范制度化，但其他的社会主体包括个人也无法通过行政救济或司法救济的渠道，追究国家机关不作为的宪法责任。社会救助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上述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生存权利，保障贫困者的最基本生活。
[28]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则意味着人权的根本性，而获得物质帮助权作为一种具体的人权则应该获得平等保护。四、以社会宪法规范社会保障制度实践（一） 宪法明确了社会保障制度建构的国家责任和社会责任根据宪法典第 14 条的规定：国家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2]中国大陆宪法学由于缺乏司法解释的实践动力，目前还处于宪法解释学发展的初期阶段，宪法典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不是冲突解决而是制度建构，即主要通过立法完善，将宪法中的原则性规定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安排，因此，更需要关注宪法规范的内部整合以及宪法与社会现实的适应性。我国现行宪法序言中与社会宪法规范最直接相关的部分，应当是第七自然段关于国家的根本任务部分，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三个条款虽然各自独立，但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即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必然是权利义务的平等，所有宪法权利中都包含着平等的含义，都受平等规范的约束，因此平等作为一个宪法条文对所有宪法权利都有指导和规范作用，任何一项宪法权利离开平等原则都是不完整的。宪法的上述规定与我国的社会保障政策是一脉相承的。
在我国，城镇有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五大社会保险，而农村社会保障只有农村养老保险、医疗救助、农村低保等三个项目，无论是待遇水平还是覆盖人数与城镇相比都有很大差距。这一条款要求无论是社会保险的给付、社会救助、社会福利都必须符合宪法所确立的平等原则。统观我国的社会宪法规范可以发现，二元化的差异性制度安排与其中的权利规范构成了内在冲突。（二） 社会保障政策与制度目标条款宪法总纲中之第 14 条第 3、4 款，第 21 条第 1 款是与社会保障制度直接相关的条款。
[28] 马岭：《宪法权利解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36 页。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目前还处于试点阶段，根据《2010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至 2010 年年末，全国有27 个省、自治区的838 个县（ 市、区、旗） 和4 个直辖市部分区县开展国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
我国现行宪法中多次提到国家和社会在社会保障中的共同责任。[5] 前注[4]，郭明政文，第 314 页。
社会政策目标具有原则性和纲领性，如宪法第四条规定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社会发展。[8] 参见竺效：《祖国大陆学者关于社会法语词之使用考》，载《现代法学》2006 年第 4 期。
即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是获得物质帮助权的宪定条件，除此之外，宪法并没有设定其他差别性条件，目前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化结构所遵循的城乡差异和身份差异，显然违背了宪法权利的平等保护原则。无论公民因为什么原因陷入贫困，都有权获得政府的救助，政府不得差别对待或不当拒绝，也不应当作出任何歧视性规定，这是社会救助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宪法第 14 条与社会发展政策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15] 赵海峰：《欧盟对基本权利的保护和〈欧盟基本权利宪章〉》，载《欧洲法通讯( 第2 辑) 》，法律出版社2001 年版，第35 页。
[1]我国台湾学者苏永钦编辑出版的《部门宪法》一书，首次系统的从宪法解释学的进路出发，对部门宪法包括社会宪法的法哲学基础和法学方法论的特性及各部门宪法的基本内容作了详细论述。以自由权利为核心的传统人权和以社会保障权为核心的社会权利，在救济强度上存在较大差别，后者甚至在很长时间被视为不可诉，仅具有宣言性的价值，缺乏有效的司法保护。
第 50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是理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原则。
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第 21 条第 1 款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鼓励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街道组织举办各种医疗卫生设施，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
